在现行宪法上寻求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必须在解释学意义上厘清中国宪法对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分配和功能定位。
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确认无效判决之前，实践中会通过撤销判决来使行为不生效力。学界建议将行政主体资格解释为主体资格的观点 [80]，可资采纳。
至于表明何种身份，是有权签约的行政组织身份还是其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则关系到代理理论上的显名原则。相应地，既有的公法规范运用于行政协议时，也需要新的释义学方案。而对行政一方行为的观察，仅采用瞬间捕捉发生外部关系的那一个点[81]的方式也显得捉襟见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精确研究对象的理论定位，将有助于为其找准合适的分析框架，从而得出稳妥的研究结论。此外，代理理论还有助于对多主体参与的法律关系进行更准确的分析。
首先，关于协议的签订主体，案例I-N：1-5均明确认为系被设组织与被征收人。[32]法定补偿义务与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异同点，参见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1-513页。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是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性选择。
因此，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必须处理好行政基本法典与既有行政法律规范的关系，既要考虑现有行政立法也要考虑未来发展，既要照顾既有规定也要考虑法典的布局和安排。最后，将行政组织法纳入行政基本法典，能够提升行政法各部分的体系性和系统性，解决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弥补行政组织和职能编制等领域的立法空白，促进行政组织立法的精细化，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法律关系概念不是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规定功能的法概念，并不包含依法行政的目标追求，可能导致行政基本法典价值取向的阙如，弱化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反而不利于保障公民权益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其次，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选择了行政程序法典化而没有选择行政法总则法典化，不仅是因为行政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制定统一的实体规范，更是因为德国基本法对联邦立法权的限制和对行政法总则法典化侵犯各州行政组织独立性的担忧。行政法与宪法作为公法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其功能均在于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控制，实现保护公民权益、增进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
如果以行政活动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核心概念，行政基本法典的体例框架大致为行政活动的一般规定、行政活动的主体、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监督救济。第五章行政活动包括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效力、合法性、撤销、变更、无效等。二是法典内容的抽象程度和法典体量问题。就此而言，行政基本法典规范内容的繁复细致胜过行政法总则，但不及统一的行政法典。
在行政行为法方面，立法法包含宪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需要通过拆分的方式将立法法中涉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的行政法规范拆分出来载入法典。主张该模式的主要理由有：行政法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程序规范。在法典化的基础条件方面，行政基本法典兼顾实体法和程序法、内容广泛、用语抽象简约，具有较为充分的政治基础、立法基础、制度探索和理论基础，也有民法典编纂和域外经验可以借鉴，法典化的条件比较成熟。行政基本法典有利于强化行政法的体系性和整体性，且由于不包含部门行政法，所以为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律创制活动保留了巨大的空间。
鉴于机构改革的历史，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为单行法存在。2.行政法总则模式之否定 行政法总则兼顾实体法和程序法、用语抽象简约，较好地契合了行政法的广泛性、多元性和多变性，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基础，也有荷兰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我国民法典编纂经验可资借鉴。
与此相同，行政基本法典必须受宪法拘束，将宪法中有关行政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予以细化、具体化，确保宪法实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本编包括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两章。由于行政监督和争议解决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内容主要规定在总则中，且二者差异性较大，因此行政监督救济部分可以拆分为行政监督与问责、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部分。上述四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赞成行政法法典化和编纂部门行政法典。法国行政法法典化以对既有规范进行整理为基本取向，主要考虑如何恰当整合既有判例规则形塑成文规范，多采取编入方式。正是基于此种选择，也就决定了法典的内容和框架体例。行政基本法典与部门行政法密切相关。
而且从世界范围看都没有成功编纂统一行政法典的先例。与此类似，行政法总则是法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可作为法典的一部分或者编纂法典的一个步骤。
如部门行政法仅能规定特定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而部门间职能划分、交叉的问题只能由作为一般行政法的行政基本法典来规范。如前所述，法典化条件成熟与否是法典化的基础和前提。
选择行政基本法典和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则无需制定行政法分则。行政机关是行政诉讼被告，公务人员是监察对象。
由于部门行政法相对独立，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行政法权利，行政基本法典应细化《宪法》第二章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不仅要明确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还应当明确公民享有行政法上的生态环境权、获知信息权、劳动权、生活保障权、危难救助权、受教育权、文化发展权等社会福利权，以及平等公正公开权，程序保障权，批评、建议和举报权，投诉、控告权，申请行政裁决权，拒绝权，申请复核、复议、诉讼权等行政救济权，为公民行使行政法权利提供完整全面的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法典化的意义和价值有限，难以成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
（三）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行政基本法典 1.统一行政法典模式之否定 统一行政法典模式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不能成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应当被首先排除。在行政监督救济法方面，为实现责任的法定化，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需要通过补缺的方式制定政府绩效评价法和政务问责法并载入行政基本法典。
这不仅能够为行政基本法典编纂提供宪法依据和正当性基础，符合立法权法定原则的要求。《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需要通过升级为法律的方式编入法典。
而且，对公务人员的监察行为关系到所有行政活动运作的合法性。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法典的体例与内容相适应，法典体例框架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从而避免法典的自相矛盾以及法律适用和解释的恣意。
再次，由于地方政府组织和地方人大组织机构性质不同、职责不同，且国务院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也是分别制定的，因此有必要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分离出来纳入行政基本法典，且不会影响地方制度的整体安排。但是，行政法总则的容量较小、内容较少，难以完全弥补行政组织法等立法漏洞。在适用范围上，类似于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行政基本法典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通用性，适用于行政法的全部领域，包括所有部门行政法。在行政行为方面，行政基本法典应当将《宪法》第5条有关法治的精神和原则予以具体化，确保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最后，我国民法典虽然是实体法法典化的典范，但也规定了诉讼时效、举证规则、民事管辖，以及诉权等民事诉讼法内容。从行政基本法典的内容定位出发，行政基本法典应当包括行政组织法，具体涉及行政组织、编制、机关运行保障和公务员等。
总则由各分编提取公因式形成，总则与各编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依法行政是公认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第五章审计监督包括一般规定、审计机关和人员、审计机关职责、审计机关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行政监督救济规范与行政行为运作没有直接关系，且行政诉讼和监察的主管机关不是行政机关，故不宜纳入法典。